柯楊宗
歲月是一條奔騰不息的河流，一瀉千里，不再回頭。
屈指數來，離開報社已經十七、八年了，從當時的血氣方剛，到如今已是兩鬢斑白。
每次回到巢湖，經過西苑廣場，總會情不自禁對那幢已經斑駁滄桑的“巢湖報業”大樓多看幾眼，那曾經的輝煌已經一去不復返。
記得進入報社的那一年，應該是在2001年。那年報社在全市招聘2名記者，我參加應聘考試，並順利進入了仰慕已久的《巢湖日報》社。
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原地級巢湖市所轄的廬江縣較偏遠的缺口鎮工作。而巢湖對於我這個鄉下人，如同天外的世界，除了來巢湖參加過兩次會議外，基本上沒有來過。一次是參加地級巢湖市召開的全市紀檢監察宣傳工作會議，我作為表彰對象，並在大會上作了典型發言。另一次是巢湖日報社舉辦的通訊員培訓班，我也作為優秀通訊員，被老師們點名表揚。
而在進入巢湖日報社之前，我也經常向報社投稿，那時的新聞編輯是韓冬金，雖未曾謀面，但經常電話跟我聯繫，給了我很多指導，刊發了我大量來自基層的新聞報導。到報社工作後，有一次韓冬金老師與我談心時說，當時我在巢湖日報發表的新聞稿件比報社的記者還多，標題獨特，角度新穎，新聞點抓得好。
當然，在此之前，我不僅在巢湖日報發表文章，也有大量的新聞發表在《人民日報》、《中國財經報》、《中國國防報》、《安徽日報》等全國幾十家報刊上。
與我同時進入報社的另一位同事叫劉堯，當時剛從巢湖學院畢業，我們一同被安排到當時創刊不久的《巢湖晨刊》部。主任張永琪，是一名非常優秀的資深新聞編輯。副主任是年輕帥氣的王威，也是巢湖著名的詩人。
入職那天，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兼巢湖日報社總編楊睿，特地到我們部裏開會，宣佈我們的加入，並希望我們要發揚《新安晚報》記者的精神，多寫稿，寫好稿，要把《巢湖晨刊》打造成安徽一流的地級晚報。
當時整個報社有一百多人，晨刊部卻只有十幾個人。先我們進入晨刊的有王旭東、陳峰、黃慶松、蘇龍鵬、嚴化文、龔光紅、宋陽東、張睿等，後來王旭東調到日報當編輯，陳峰考到省人大機關去了，還有一個女同事（記不得名字了）考到省女子監獄當員警了。過了幾年，報社又招進來一批大學生，包括黃亮、方娟、徐文君、竇永飛、湯榮訊、方偲、周曉梅、吳炎炎、向楓林、韓晨、韓爽、王亮等，加上後來的許曉明、黃堯華、周雯等，後來逐漸成為報社的骨幹。
那時，報社的記者每月只有12篇的寫稿任務，工作節奏並不快，大家都能輕鬆地完成。而我卻不知天高地厚，第一個月就采寫發表了38篇，一下子就在整個報社“炸了鍋”。我不知道當時有沒有人恨我，怪我這個人不守規矩，打破了一直以來報社記者每月寫稿12篇的貫例。但自此之後，便一發不可收，在報社工作近十年的時間，基本上保持每個月發稿在50篇左右，最多一個月發了六、七十篇，幾乎是無人超越。導致有時日報、晨報每個版面都有我的文章，編輯只能以“本報記者”而不注名字。
每次報社開大會小會，總編們總把我掛在嘴邊，當作典型。就連當時的巢湖廣播電臺記者郭繼翠、巢湖電視臺記者張正陽也總在我跟前說，他們的領導也以我為例，鞭策他們了。每當此時，我在心裏都是深深的不安，覺得對同事們很愧疚，是我拖累了大家。當然，在報社的那些年，也得到了大家的充分認可，每年的先進工作者、優秀黨員評比，我都會名列其中。
那些年，我幾乎每天都穿行在巢湖的大街小巷中，行走在各個局委辦的採訪中，奔走在前往各縣區採訪的路途中，全市所轄的居巢區、廬江縣、無為縣、含山縣、和縣所有鄉鎮，都留下了我採訪的足跡。從不同的角度去發現新聞，挖掘新聞，時時刻刻以新聞人的敏銳眼光，去捕捉工作和生活中的各類新聞。如2023年非典期間，我隻身前往廬江縣泥河鎮非典隔離村採訪；2008年北京奧運會，在合肥採訪火炬傳遞；2008年春節前大雪封路，踩著厚厚的積雪，步行去合巢蕪高速公路採訪受困人員；2008年大年初一，又隨當時的市委常委、宣傳部長錢征前往廬江縣泥河鎮採訪因清理高速公路積雪犧牲的鄉村幹部……
而更讓我難忘的是，有一天早上，我剛到辦公室，就聽見電話鈴響起，我立即接起電話，就聽見一個外地口音的女子泣不成聲地反映，他們是四川人，在和縣某窯廠打工，被老闆趕走卻不給工資，他們身無分文，走投無路。我一邊安慰，一邊記錄。掛掉電話後，我立即到車站，乘車趕往和縣，又攔了一輛貨車向窯廠趕去。中午時分，當我趕到了那座窯廠時，發現窯廠門前放著一堆的棉被和行李，十幾個農民工愁眉苦臉地坐在那裏。
他們看到我後，幾個女的忍不住又哭了起來。我安慰了他們一番，然後詳細地聽了他們的介紹。隨後我走進了廠裏，找到現場的負責人，進行溝通，但他卻以老闆不在，現在沒有錢，工資只是暫時欠著，等有錢才寄給他們為由來搪塞。
見與他溝通無果，我便到縣裏勞動監察部門進行反映，希望他們幫助解決。接待我的同志也是非常熱情，一口應允，負責解決。回到巢湖後，我還是放心不下，又到市勞動監察支隊，請求他們再給和縣敦促一下。
第三天的上午，幾名四川的民工卻找到了報社，我以為他們的工資還沒有兌現。還沒等我開口詢問，其中一名農民工滿臉笑容地說：“柯記者，我們是來感謝你的，我們的工資已經結清了。”聽此一說，我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便對他們說：“感謝就不用了，這也是我們記者的職責所在。”
那天中午，我特地留他們吃了飯，當時我還是租住在西壩口蔡家園的一戶民房裏，買了一些肉等，燒了一大鍋。看著這些背井離鄉的農民工吃得特別香，我的心裏更是無比的香甜。後來，這些農民工到廣東打工後，還打來電話。
採訪是很辛苦的，經常是沒日沒夜的。如跟隨工商局深夜查宰牛場注水牛肉，寒冬臘月，蹲守那裏凍得全身發抖。還有一次深夜，我正在睡夢中，被一陣電話鈴聲吵醒，是市海事局打來的，說是巢湖湖面夜裏突起大風，掀起巨浪，一艘貨船在湖心沉沒，海事部門正在全力搜救。我立即翻身起床，帶著新聞人強烈的責任感，趕到離湖心沉船地點較近的散兵海事所，迅速投入到現場採訪之中。那一夜我幾乎沒有睡覺，從採訪到寫稿一直忙到淩晨，當天早上的報紙就見報了。
在報社的那些年，累並快樂著，每天都是忙碌在採訪、寫稿之中，經常是白天採訪，晚上寫稿，有的時候，一個晚上要寫四、五篇稿子。剛開始時，還沒有電腦，都是靠手寫。有時為了一稿多投，一複四、五張，生怕最後一張複寫出來的不清楚，便用力使勁地寫，經常因握筆太緊，鬆開後手指好久才能伸直。
剛到報社的那幾年，報社的宿舍不夠住，個人也沒有買房子，臨時租住的民房沒有空調，夏天太熱，便打一桶涼水，把雙腳插在桶裏。寫稿時，邊擦汗，邊寫稿，生怕汗水打濕了稿紙。冬天又特別冷，便靠在床頭，坐在被窩裏，墊一塊木板，鋪上稿紙。手冷時，就搓一下，或者放到被窩裏捂一下繼續寫，手經常凍開了裂。
在報社工作期間，領導和同事們對我都非常關心，關係也非常融洽。特別是我調到日報群工部那兩年，張傳發主任對我的指導和幫助特別多，他為人正直，一身正氣。當時群工部主要是負責輿論監督的，以批評報導為主，我既是記者，也是編輯。寫批評報導那可是得罪人的事，經常會有人上門來找岔子。記得我采寫的東關糧站污染問題、一家品牌木地板品質問題等報導，那些來找岔的人都被張傳發主任擋在了前面，從來不讓我直接去面對，能遇到這樣的好領導真是福氣。
報社的同事，都是高素質的知識份子，相處起來，總是格外的親切和融洽。已故副總編楊傑，雖然平時不苟言笑，但對我的關愛卻是潤物細無聲。副總編劉樹崗、謝慶譜、張傳玉、鄧學志等都很平易近人，雖然都是處級幹部，但從來不擺官架子。還有朱丹、艾建平、劉浩平、黃德平、湯慶三、方晗、翟福瓊、李金硯、王小兵、徐經勝、李厚勝、李從剛、丁小平、何希斌、嚴朝霞、周慶霞、牛虹、蘇玲、魯文惠、吳雪琴等各位領導和同事（當然遠遠不止這些，就不一一點名了），平時對我都非常關心，而且關愛有加，一直從內心深處對他們充滿了感激。
印象最深刻的是發行部的宋具勝。小宋情商非常高，那些年我們記者都有發行任務，每年他都黏著我陪他一起跑各個單位推銷發行。我那時在巢湖與各個單位關係都處的非常好，如交通局、公路局、海事局、環保局、工商局、質監局、安監局、郵政局等等，與很多局長接觸交流較多，報社一些同事遇到什麼事，都習慣找我去協調解決。記得已故的小車司機胡雪峰，車輛年審過路費、親戚家挖掘機品質問題等等，都是我出面幫助協調解決的。還有一名駕駛員宋師傅，是宋陽東的父親，大家都親切地叫他“老宋”，平時熱愛攝影，那攝影技術真的是“杠杠的”。
在報社期間，單位每年還組織與外地兄弟報社開展聯誼活動，記得與蕪湖日報社到方特，與皖西日報社到萬佛湖，與淮南日報社到八公山等。作為報社先進工作者和優秀共產黨員，每年還被安排到外地去旅遊，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到浙江舟山、廣西桂林、江西廬山、河南雲臺山等，每到一處，大家都是歡聲笑語，充滿著激情活力，放飛著青春的夢想。
十年的時光，不長也不短，那正是我風華正茂，激情四射的最好年華，更是我最難忘、最深刻的一段人生歷程。2009年，我依依不捨地離開了充滿深情的巢湖日報社。記得那天晚上，報社在人民路毛家飯店安排了五、六桌歡送我，那深厚的感激之情，如同斟滿的杯杯美酒，與每位同事暢飲而盡。那天我醉如爛泥，但卻情真意切。
到了新單位後，仍然與報社的同事保持著密切的聯繫，經常路過報社，總會停下來，與同事們打聲招呼。直到地級巢湖市撤銷，被一分為三（分別劃入合肥、蕪湖、馬鞍山），我便借機下海，到浙江、江蘇闖蕩，因工作原因漸漸地與昔日的同事們疏於聯繫。《巢湖日報》也隨著地級巢湖市的撤銷，完成了她的歷史史命，整建制地劃歸了合肥報業集團，巢湖只保留下了《巢湖晨刊》。
一段深情的回望，一聲歷史的長歎。在巢湖日報的那些年，那些事，那些同事，那些過往，隨著時間的洗禮，越發鋥亮，歷歷在目，宛若昨天，永生難忘。
